“致安之本，唯在得人”。唐代著名史学家吴兢在这里讲的就是，国家要达致太平，最为根本的就是要善于选拔得力的人才。确实如此，历史上大凡盛世，都是做好了“人”这篇大文章。因此，很多史学家喜欢从“选人用人”的角度来观察和辨析王朝更替。然而，选人用人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活，而是蕴含着一定的价值取向。事实证明，选人者坚持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就会选用什么样的人，就会形成什么样的用人生态，就会锻造什么样的人才队伍。

　　晚清名臣曾国藩的选人用人观一直广为传颂。其中，最让人敬仰的莫过于他出于公心选用将才。在曾国藩看来，选人用人不是为了装点门户，更不是为了勾结朋党，而是为了“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提拔左宗棠，原本就足见曾国藩为公选才之心。在晚年，曾国藩不计个人恩怨，鼎力赞助左宗棠则更见其为公之心。晚年虽然两人萌生隔阂，甚至一度绝交，但曾国藩并没有因个人恩怨而在公务上掣肘左宗棠。左宗棠西征时，曾国藩不仅尽心为其筹饷，还推荐自己最得力的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结果，刘松山辅佐左宗棠立下大功。在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曾国藩还自叹不如左宗棠，认为左宗棠的能力天下无二。曾国藩去世，左宗棠送来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可见，左宗棠也不得不为曾国藩的公正之心所折服。试想，如果不是出于公心，曾国藩会摒弃前嫌恩怨擢选左宗棠吗？同样，倘若不是出于公心，在晚年交恶的情况下，曾国藩还会慷慨协助左宗棠西征吗？正是出于公心，曾国藩才不计个人宠辱，为国选才，为国用才。

　　封建官吏尚能懂得出于公心选人用人的道理。今天，具有更高道德境界的共产党干部更应该用公正之心选才荐才。无数事实证明，“为一身谋则愚，而为天下谋则智。”选人用人需要的就是为天下谋的公心。建国初期，毛泽东的一些亲友到北京看望他。其中有些人提出要毛泽东推荐介绍到北京工作并安排一定职务时，毛泽东一概没有答应。他认为，这样“人民会说话”。这为今天的选才用才提供了鲜活借鉴。选人用人，运用的是权力，彰显的则是党性、作风和操守。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作为共产党人，为党和人民选用干部，就要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这就是我们要坚持的正确选人用人观。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人们之所以感慨伯乐不常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怀有公正之心的伯乐未曾常见。很多时候，并不是没有“千里马”可选，而是一些深谙识马之术的“伯乐”被私心遮蔽了双眼。一旦私字为上，就会把选人用人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变着法子从中渔利。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再优秀的人才也进不了他的法眼。因为，他的眼里只有交易和勾兑！而一旦遮蔽于交易，何以把优秀的人才甄选出来、使用起来？

　　坚持为公选人用人并不是说不能选用熟悉的人。但前提是必须出于公心而不是为了一己之利，否则就有徇私舞弊之嫌。在基于公心的情况下，选用一个自己知根知底的人，既能相互熟悉、密切配合，还可以更好地做到人岗相适。此又何妨？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似乎对此有些异样看法，总以为选用熟悉的人有任人唯亲之嫌。表面上看，似乎不无道理。但它却忽略了一个前置条件：因什么而唯熟？倘若是因公、因才、因德而唯熟，这样的选人用人并没有什么过错。

　　“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 选人者的职责和使命就在于秉持公正之心，当信“唯公然后可正天下”之理念，把合适的人选出来、用起来。唯有如此，“我们搞革命、搞建设，搞得热热闹闹，才会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