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

　　自古以来，清廉一直被认为是官员的起码要求，否则一切免谈。也正如此，一些人认为，只要不贪不腐就是好官，至于是不是庸懒散、能不能干事则另当别论了。实际上，贪，当然祸国殃民。懒，同样也会误国误民。所幸的是，对于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早就有人认识到了，并一抓到底。

　　1724年，是清朝每三年一次的官员考核年。此时，新君雍正统领社稷江山尚不到两年。按照大臣们的预想，新主子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但是，对一个叫常三乐的县令的考核，却狠狠地扇了他们一耳光。负责考核常三乐的直隶巡抚李维钧在对其考核后，写了两条评语：“操守廉洁”“懦弱不振”。因此，建议平调常三乐去管教育。看到考核意见后，吏部主官要李维钧给出常三乐不胜任工作的例证。李维钧举不出例证。吏部主官便说，既然没有实质性的贪腐问题，提醒提醒就算了。但是，李维钧仍然坚持己见。于是，两人便吵到雍正帝那里，请皇帝“钦批御断”。雍正帝一看，朱笔一挥：撤职！理由很简单：虽然常三乐操守廉洁，但责任心不强，没干什么事。故“留此人何用”！看到皇帝治吏新政如此严苛，其他各级官员都震惊不已：看来，官是不好当了。不仅双手要干净，还要干活！

　　雍正帝既不容忍贪也不容忍懒的治吏故事告诉人们，对于一个官员来讲，既要在作风上正派磊落，也要在工作上敢于担当勇于作为，二者缺一不可。此乃为官的基本通则。否则，就是“好看不中用”！客观而言，虽然庸懒散造成的后果不会像贪腐那样“赃秽狼藉”，但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毫不逊色。最为突出的就是，它会浪费治国理政的各种资源，败坏执政者形象，使本来可以干成的事干不成，可以解决的问题久拖不决，甚至制造各种新矛盾新问题。因而，一定意义上讲，庸懒散本质上也是一种腐败，而且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腐败。只不过隐藏于内，不易被察觉。但是，其“尸位素餐”的负面影响同样为人们深恶痛绝。当年，雍正帝就义愤填膺地说，只满足于清官的好名声而不干事，实际上就是“倒了油瓶不扶，绣花枕头而已”！

　　庸懒散败坏政治。何以治之？此可谓复杂的系统工程，绝非易事。但“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挚一领”。抓住三点亦可破解这一难题。首先即在于思想认知。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想得到，才能做得到。为政者脑子里应该始终绷紧一根弦：廉是本分，干是职责。只廉不干同样是渎职怠责。要相信，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只有认认真真地干，才能兴邦，否则必将误国。对于趟过枪林弹雨、经受过改革攻坚的共产党人来讲，廉洁奉公、勤勉干事始终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和独特基因，否则就有悖于历史和时代对我们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也会贻误发展、后患无穷。

　　然而，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视思想教育而不顾，甚至我行我素。因此，对于那些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仍屡教不改的人，则必须严苛重罚。要以重典治乱的决心、刮骨疗毒的勇气和“拔出萝卜带出泥”的魄力坚决查处各种庸懒散，以“零容忍”的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形成强大的震慑力。

　　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治理庸懒散的根本之策亦在于制度建设。无论是思想教育还是严苛吏治，都必须编制严密的制度笼子，让制度保障它们能有效运行。无数事实证明，丧失制度的支撑，设计再精美的思想教育和严厉措施，都将缺乏生命力和持久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道理。制度建设不仅要督促官员勤奋务实地干事，而且也要下接地气，清醒地看到某些庸懒散、某些不干事并不完全是主观上不愿意干，而是害怕出错不敢干。这就意味着要预留容错试错的制度空间，消除为官者干事创业的思想疑虑。

　　“为官避事平生耻”。为官从政者应该坚信在其位谋其政的基本常识。特别是要清醒地看到，“避事”而不积极干事，再清廉也不是好干部。“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所有的为官者都应该在改革发展的蓬勃浪潮中，敢想、敢作、敢当，做时代的劲草、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