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干里，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唐人诗歌塑造出来的金陵胜迹。

　　最著名的自然要算李白的《长干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同时代的诗人李益也写过一首《长干行》：“忆妾深闺里，烟尘不曾识。嫁与长干人，沙头候风色。五月南风兴，思君在巴陵……”

　　更为脍炙人口的是前一首，诗里写的是一位无名的金陵女儿，从此成为南京文化史上不可忽略的人物。她给中国文学提供的典型意义，也是多方面的。

　　诗人抒写“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的青梅竹马，正是为了衬托商家女眷对爱情生活的美好向往。中唐时期生活在南京的女伶刘采春，唱过一首庶几近之的《望夫歌》：“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在商业大潮的裹挟下，“夫婿”的离去已经是势在必然，也只有夫婿的暂时离去，才会有将来的安乐生活。明白这一点的少妇，只肯迁怒于将其夫婿载去的“秦淮水”与“江上船”。

　　过去的研究者很少从经济因素着眼。其实最值得重视的，恰恰是长干里人溯江涉海广行商贸的传统，恰恰是这块土地上曾经滋生出的商业繁荣。六朝终结，隋、唐时期的金陵，失去王朝帝都辉光的遮蔽，它的商贸繁盛才会凸显出来，受到诗人墨客的关注，且被视为那个时代的新潮。所以唐人的诗歌中，长干里几乎成了南京的代名词。

　　在此基础上，也孕育产生了新兴的市民文化。乐府《杂曲歌辞》中的《长干曲》，就是源于长干里的民歌。可以作为代表的，是崔颢的一组《长干曲》：

　　“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

　　这里透露出的重要信息，是长干里人的经商活动，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一是许多人长年在外，以至于邻里竟不相识；二是长干里人在商贸队伍中的分布之广，长江之中两船相遇，就可能有同乡相会，颇有后世“无商不徽”的气势。实际上，唐代“扬一益二”所指的扬州，就是以金陵为中心的大扬州，而非小广陵。

　　张潮的《长干行》，更为我们描绘出这种商业大潮下商人妇的矛盾心理：“妾本富家女，与君为偶匹。惠好一何深，中门不曾出。妾有绣衣裳，葳蕤金缕光。念君贫且贱，易此从远方。远方三千里，发去悔不已。”她变卖自己心爱的衣裳为夫婿筹集经商的资金，可是夫婿远行后，她又后悔不已。

　　长干里，更是商业经济孕育出的金陵胜迹。它是南京城南部的一片里坊。干，《辞海》中指河岸、水畔的意思，在江东方言中指山冈之间的平地。长干作为金陵地名，指的是秦淮河以南、长江以东，凤台山、越台至雨花台一带丘陵间的平地，有小长干、大长干、东长干之分。大致的位置，小长干在凤台山与越台之间，大长干在越台与雨花台之间，东长干在凤台山以东。

　　长干里是南京城市的源头。南京的第一座城池，相传是由越国范蠡所筑的越城，就在长干里，直到明清之际，遗迹犹存，那一片高地，人称越台。越城的周长不过二里十八步，其实只是一个驻军的据点。在越城时代，南京的居民并不住在“城”里，而是住在“城”外的秦淮河南岸，从而在那里形成了南京最早的“市”。其实，“城”与“市”本是两个不同范畴里的概念。“市”的本义是交易行为，引申为交易的场所；而“城”则是出于政治或军事需要所设置的墙垣，后来才引申为墙垣内的区域。

　　东吴建都南京，孙权已在凤台山麓设立“大市”。这大市与同时所立的东市、稍晚的北市、秣陵斗场市，应该都是一种市场管理机构及征税机构。而大市所管理的，应该就是小长干商区。当时的长干里，不仅是繁华的商业区，也是高级官僚的住宅区。《三国演义》中孙策临终交代孙权“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这位东吴重臣张昭，就住在长干里。

　　在蒸汽机车进入中国之前，船舶是最重要的交通和运载工具，古代的中国城市都是傍水而建，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交通上的考虑。所以，江河港口首先成为商业和经济中心，也就不奇怪了。六朝时的长干里人，驾船经商，不但沿江上下，而且扬帆出海，北到辽东半岛、朝鲜、日本，南到南洋群岛。东吴船队抵达台湾，是两岸往来载入正史的最早记录。

　　（选自南京文化学者薛冰《金陵女儿》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