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年份，我国哲学社科理论界涌现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热点、亮点。本期前沿版专访了三位青年学者，请他们梳理今年上半年的理论热点。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亮：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格局与当代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

　　记者：今年上半年，国内学界主要围绕哪些方面展开了研究？

　　张亮：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公开发表17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利用这些重大历史契机，国内学界围绕四个方面的重要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形成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第一，结合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发展和当代中国的巨变，深入阐述马克思经典著作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划时代意义，在新时代中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伟力和恒久魅力。第二，全面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科学体系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第三，聚焦新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进展和重大问题研究，深入探讨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动态、基本格局及其发展趋势。第四，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积极推动从中国经验向中国理论的升华，为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贡献智慧。

　　记者：围绕这些理论热点，您进行了哪些研究，发表了哪些文章？

　　张亮：我主要围绕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做了些工作。一是围绕《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史、传播史、核心思想及其当代效应，出版《<共产党宣言>传播史》，发表《<共产党宣言>与新时代理论创新》，在新时代中充分彰显了红色经典的永恒魅力。二是围绕马克思的生平、著作及其思想，发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放射灿烂光芒》《哲学“改变世界”的正确路径》《马克思与我们同在新时代》等，重温马克思的崇高精神和光辉思想，深刻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及其当代生命力。三是聚焦新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进展和重大问题，先后在《光明日报》等发表《<新左派评论>的“更新”及新左派的再兴》《资本主义当代危机与西方身份政治学兴衰》等，深入探讨英国新左派和新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身份政治学、多元文化主义、阶级理论的发展脉络、逻辑演变及其发展趋势。四是围绕西方“马克思学”和MEGA研究，先后完成《西方“马克思学”的方法论演替及其当代走向》《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MEGA2）使用问题的若干思考》《200年后谁作传？——新世纪以来西方学者的马克思传记创作及其批判性评价》等，从中国立场出发，阐述当代中国学者正确对待西方“马克思学”和MEGA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为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建言献策。

　　记者：能否围绕您关注的理论热点做一些简要的解析？

　　张亮：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格局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繁荣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任也必将落在中国身上，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勇于承担新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为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贡献力量。

　　第一，要系统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遇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全面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发展规律及其世界历史意义，实现从中国经验向中国理论的升华，用鲜活的中国实践、中国智慧，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第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做到“不忘初心”，强化中国立场，充分认识西方模式的局限弊端，扎根中国大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有鉴别地吸收和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真正建构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和学术话语体系。

　　第三，要念好马克思主义的“真经”，系统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深刻领会和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马克思主义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不断开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篇章。 本报记者 杨 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何畏：

　　迈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记者：今年上半年，学界重点关注了哪些理论问题？

　　何畏：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在“世界之乱”与“中国之治”的强烈对比中，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当今世界思想乐章的最强音。今年上半年，国内学者们主要围绕以上几个重要历史节点，对马克思的相关原著文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新实践与发展进行了理论探讨，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一是聚焦共产主义的相关问题研究。有学者从“逻辑体系”“历史运动”“价值追求”三个维度对共产主义的科学内涵做了全面解读，有学者试图澄清质疑共产主义的几个理论困惑，也有学者指出必须警惕把共产主义伦理化的社会思潮。二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态文明建设等问题都引发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记者：围绕这些理论问题，您进行了哪些研究？

　　何畏：十九大以来，中国开启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学界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度持续上升。我本人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主持的课题“生态问题的制度根源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方案’研究”来展开的。一是梳理、分析了中外学者在生态危机问题认识上的一些偏差：在凸显“责任共担”的观念下去意识形态化，模糊“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生态问题”和“社会主义生态问题”的区别，以生态中心主义全面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二是对生态问题的研究范式及其类型划分做了粗浅的研究。此外，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撰文回顾了马克思为科学理论与崇高理想奋斗的壮丽一生。

　　记者：生态问题作为您重点关注的问题，能否进行简要解析？

　　何畏：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资源、环境、生态问题存在已久，但生态危机却是工业革命后的事，它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域性问题扩展为全球性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普遍关注这一问题，由此出现了一个关注地球命运的“生态学时代”。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学科、领域对生态问题的成因、解决方案等做了大量深入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是，纵观半个多世纪生态思想的发展历程，却没有形成能够反映生态问题本质的、便于正确把握生态问题复杂性的总体范式，以便给人们提供在当代生态问题的复杂关系中科学认识其本质、根源的思维工具，为破解生态危机难题提供原则性指示。

　　建立合理的范式是科学认识生态问题的重要方法。我以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范式为基础，将生态问题区分为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社会主义生态问题、一般生态问题三种类型。资本主义生态问题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导致的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社会主义生态问题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结果，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特殊阶段所秉持的发展理念及其粗放式发展方式造成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一般生态问题则是人们由于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不够、对改造自然行为后果估计不足而引发的人与自然的不和谐，是非制度性、非政策性的生态问题。

　　从理论上区分生态问题的三种类型，其意义在于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揭露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帝国主义，争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话语权。在全球环境治理实践中，无论现实实践遇到多大的意识形态阻力，我们都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具有内在必然性联系，走出生态危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正确对待社会主义生态问题，坚持正确的发展观。解决社会主义生态问题，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协调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第三，正视一般生态问题，防止生态浪漫主义，将索取自然与保护自然生态平衡统一起来。一方面，在向自然索取的同时，建设自然、美化自然，帮助增强自然界自我修复、自我发展、自我平衡能力；另一方面，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崇尚绿色生活，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本报记者 魏晓敏

　　江苏省社科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陈朋：

　　为治理腐败提供良好的政治生态支撑

　　记者：今年以来，思想理论界主要关注了哪些热点问题？

　　陈朋：立时代潮头，发思想先声。今年以来，思想理论工作者紧密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题，集中探讨了党的十九大精神、庆祝改革开放40年、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加强党的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产生了一批重要理论成果。

　　在“加强党的建设”中，腐败治理及廉政建设是突出的重点问题。总体上看，思想理论界主要是沿着两个方向对这一问题展开分析：一是对其本身的研究。比如，分析当代中国腐败治理及廉政建设的必要性、面临的现实问题、战略选择及主要路径，等等。二是分析其外在支撑条件及相互关系。这主要集中在分析其赖以依存的政治生态。之所以聚焦政治生态，是因为人们大多充分认识到，政治生态影响着党的建设质量，党的建设与政治生态之间保持着动态平衡的关系。任何一个成熟型的执政党要想加强和改善自身建设、巩固执政地位，就必须重视政治生态，并不断改善政治生态。

　　记者：围绕这些热点问题，您进行了哪些研究？

　　陈朋：围绕上述热点问题，今年以来，本人以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基石，对腐败治理及廉政建设进行了集中探讨和研究，在《光明日报》等重点报刊上发表了系列文章。

　　关于腐败治理。研究认为，它是我们党在巩固自身执政地位过程中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也是党治国理政重要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腐败治理的根本目标不仅仅在于“廉洁”，而且在于“廉洁”+“效能”。简而言之，就是要构建一种廉效政治。廉效政治并不是对廉洁政治的否定，而是在其基础上的深化。它能更好地推动腐败治理走向更高层次，取得更加务实的成效，满足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共同需要，贡献于现代国家治理。但是，建构廉效政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最基础性的环节在于推动权力结构转型和运行方式转变，在坚持问责的同时亦能容错，注重政治伦理教育、优化政治生态。

　　关于政治生态建设。研究认为，在任何一个长期存在的政治体系中，政治生态始终客观存在并构成与政治相伴生的必然条件和重要支撑力量。但是，任何国家的政治生态都与其自身特定的政治社会结构有关。因此，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态建设必须考虑中国语境，遵照中国逻辑，探寻契合中国实际的道路。拓展巩固执政地位的战略资源、为腐败治理提供有力支撑、推动政治生态正向演替是中国政治生态建设所要重点考量的现实语境。在这个过程中，充分考虑历史传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推动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轨迹，准确探测和直接回应现实问题、以廉能为目标指向和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最高准则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须当遵循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价值逻辑。基于此，以加强党的领导为轴心、以优化权力结构为基础、以制度体系建设为主线、以锻造良好政治文化为支撑是当前政治生态建设理应坚持的基本道路。

　　记者：能否围绕您关注的这些问题作进一步解析？

　　陈朋：其实，腐败自古以来就被称为“政治之癌”“社会之疮”。对于这一毒瘤，人们一直在探寻有效的解决办法。在这个过程中，“反腐败”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并且被不断付诸实践。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腐败治理及政治生态建设将成为人们进一步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

　　其一，学理阐释会更深。客观而言，当前围绕腐败治理及政治生态建设的相关研究尚处于“现状描述及解析”这一层面。这种分析理路固然有助于人们对腐败问题及政治生态形成感性认知，但是要想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分析，亟需对腐败现象的发生学原理、演化过程、内在逻辑等问题展开深度阐释。应该说，当前人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未来必将在这方面形成一些突破。

　　其二，学科融合会更强。目前，对腐败治理及政治生态建设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公共管理等学科。实际上，这一问题需要多学科解读。可以预见，随着对这一议题研究的日渐深入，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会很快跟进，进而形成多学科融合分析的研究局面。显然，这将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探讨。

　　其三，对策性研究会稳步跟进。对于一个重大议题而言，学术研究、理论阐述和决策咨询“三支笔”同步推进是理想状态。但是客观而言，当前围绕腐败治理及政治生态建设问题的研究理路主要集中在学术研究和理论阐述两大层面。相比之下，决策咨询类的研究较为薄弱。值得庆幸的是，这种不均衡的研究状况已经引起人们的警醒，并激发出人们作出同步推进的尝试性努力。可以预见，在智库建设日渐受到重视的当前，对腐败治理及政治生态建设问题的对策性研究必将积极跟进、稳步向前，继而为各级党委提供行之有效的决策咨询。 本报记者 袁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