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以道德为终极关怀，道德评价是对每一个官员最重要的考量。因此，历朝历代在对官员进行考评时，都将道德作为首要的、主要的内容。

　　据传，西周时就开始考评官员的道德。如《周礼》所载：“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其中的“廉”字，不同人有不同的解释，我们认为这里应做“考查”解；而六计中的善、敬、正三目，颇类儒家的道德要求。不过，《周礼》的真伪和成书年代问题是聚讼千年的一大公案，这“三计”或许是汉人编纂。

　　在学界具有高公信力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其《为吏之道》中的“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都是具体的德行要求。由此观之，秦的主流意识形态虽是法家，但对官吏的“道行”却主要是善政，这一点很值得思考。

　　与“五善”大致对应的还有“五失”：“一曰夸以迣，二曰贵以大（泰），三曰擅制割，四曰犯上弗智（知）害，五曰贱士而贵货贝”，或“不察所亲，不智（知）所使则以权衡求利，兴事不当，善言隋、士毋所比，非上”等。“善”和“失”都以行为来界定，这是值得后世借鉴的。

　　汉朝的“光禄四行”，也是从外在的德行来衡量内在的德性：“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其不言忠孝仁义，但忠厚温良的官员形象已跃然纸上。

　　魏晋虽纲纪隳堕，但表面上还是维持着对儒家道德的尊崇：“令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絜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

　　南北朝时期是个重要转折，彼时佛教兴盛，儒家道德被佛学虚化，如北周“清身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民、恤狱讼、均赋役”，身心修养中颇有佛道冲淡之风，儒家道德心性并不突出。

　　唐代重新树立“德礼为政教之本”，其所谓“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全部是道德要求，但较之两汉显得宽泛抽象一些。宋之“公勤廉恪”，基本上沿袭了“四善”考课法。

　　明朝翰林学士薛瑄的“居官七要”说，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对官德的界定：“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正心、忠君、恭长、信敬，这都是儒家伦理要求，律己，则儒法皆具。

　　相比较而言，清“四部尚书”孙嘉淦的“居官八约”说中，法家的势与术就比儒家道德多一些了：“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而康熙手书“清、慎、勤”三字，正是清朝官德的正式评价标准。

　　综上，古代对官员的考核中，道德评价居于首位，高于绩效、才能；而官德考评多为儒家德目，如正心、忠君、亲孝、爱民之类，且多以德行考德性。不过，随着官僚制的成熟、变异，以虚伪德行矫饰德性的套路也日益凸显，使考量结果渐渐变得不那么可信，法家伦理也就渐渐加入进来，到了清朝则索性以外在约束的法家伦理取代儒家道德。探其原因，或恐是儒家自明代已然开始衰落，也有可能是儒家德性从内心出发，并不容易从外在行为予以精确考量。相对而言，法家伦理则较易由外在行为判断，故而后来居上，成为主要德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