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贤者兴，人才是一个国家和政权走向强大的重要条件。历代有为君主都不遗余力地招揽人才。因为环境、对象、目的、手段等的不同，他们的人才策略也呈现不同的特点。三国时期是群雄逐鹿英雄辈出的时代，在谈及三位雄主的用人特点时，清代著名学者赵翼概括为“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曹操和孙权暂且不论，说刘备以性情相契确实眼光独到。

　　所谓性情相契，是指双方性格情感都相当契合。相对于权术驾驭来说，性情相契更具有感召力，更能发挥人才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是小说虚构的情节，但是《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中确有记载：“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又《三国志先主传》中说刘备“少言语，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结交豪侠，年少争附之”。他任平原相时，“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能够做到同床而卧、同席而坐、同簋而食，不仅说明彼此间的相处真的是相当契合，也说明是本乎性情，毕竟凑合和伪装是很难做到这些的。

　　刘备不同寻常的“性情”不仅表现在日常相处，还体现在待人与容人等方面。

　　待人有义

　　《三国志刘彭廖李刘魏杨传》记载，黄权劝谏刘备不要伐吴。刘备不听，结果大败。当时黄权领兵在江北，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最后投降魏国。蜀国官吏逮捕黄权的家人要治罪。刘备说，“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对黄权家人“待之如初”。又《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徐庶是刘备很看重的谋士，但是曹操扣留了徐庶的母亲，所以徐庶不得不向刘备辞行去曹营。虽然刘备非常需要徐庶这样的人才，然而终究没有阻拦，放了徐庶离去。刘备能理解黄权、徐庶的苦衷，尊重他们的选择，说明他是真正尊重人才、爱护人才的。虽份为君臣，相交相处却是有情有义的。

　　容人有量

　　《三国志庞统法正传》记载，刘备取益州的计划进展顺利，在涪城举行宴会，置酒作乐。结果庞统说，“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刘备发怒将庞统赶出宴席。不久刘备后悔了，又将庞统请回来，二人“宴乐如初”。“性情相契”也难免会有摩擦和过失，如果君主没有宽洪的器量，就算招得来也很难留得住。

　　虽然性情更多是先天的，但是考察刘备“性情相契”这一用人特点的形成原因，可以发现跟刘备后天的环境和出身不无关系。曹操拥有曹氏和夏侯氏家族众多精英子弟的支持，孙权拥有父兄打下的江东基业。刘备只是一个织席贩履的落魄皇族，可谓是白手起家。然而正是因为出身低微，又平易近人，所以跟底层士人没有隔阂，可以做到与他们同床而卧、同席而坐、同簋而食。从三国臣僚群体的出身背景来看，曹操任用的大多是汉臣，孙权依靠的是江东大族，而刘备招揽的则多是出身不高的士人。也许正是共同的出身使他们有了更深的共鸣。

　　得于性情 失于性情

　　刘备“性情相契”的核心是“性情”，他的一生事业可谓得益于此也失之于此。得益于此，是指刘备以其非凡的性情配合其广施仁义的指导思想，成功为自己打造了一个仁义之君的形象，为其赢得了卓著的声望，所产生的强大政治凝聚力与感召力在他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如徐州牧陶谦病重时嘱咐糜竺说：“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于是陶谦死后，糜竺便带人迎接刘备入主徐州。荆州刘表和益州刘璋也因为刘备的声望，对刘备的到来在一开始都采取了欢迎的态度。

　　失之于此，是因为这个人才策略有一个致命缺陷，就是成败全系于刘备一身。

　　一方面，如果刘备头脑清醒，便能把“性情相契”的效果发挥到最大，吸引更多人才前来效力，那么蜀国的事业便蒸蒸日上。一旦刘备纵情任性，则后果不堪设想。如著名的伐吴之战，赵云劝谏刘备不要伐吴时就把局势分析得相当清楚，他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因为性情相契，刘备拥有了关羽张飞两位铁杆帮手，为他的起家兴业出了大力。但他为了替关张报仇而置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于不顾，倾举国之力兴兵伐吴，最终大败。经此一役，蜀国国力遭受重创，从此由盛转衰。

　　另一方面，无法有效传承。非凡“性情”的外在展现即是个人魅力。刘备受人爱戴的性情是其个人魅力的重要来源。可惜的是，这种个人魅力却无法像其国君之位一样得到有效传承。《三国志先主传》中说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然而当刘备故去，继位的刘禅和辅政的诸葛亮都不具备刘备这一独特魅力，所以蜀国后期人才凋零，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局面，其国势日衰便是难以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