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兵学著述可谓汗牛充栋，经过血与火的锤炼检验，蕴藏着丰富的军事理论实践经验。随着时代分合攻守之势变迁，逐步凝练出言兵用武的基本原则及普遍追求，展现出中华文明特有的思维方式。

　　贵和慎战

　　中国传统治世智慧多与上古“圣王之治”参照比对，擅长从生死的根本问题看待文武关系，尤其以“贵和”作为战略指导，采取审慎理性的态度看待内外战争，这也是古典兵学思想重要的内涵品质。“贵和”首先是“贵生”，“慎战”则基于“兵凶战危”的普遍认同。同时，善于从战争起源及属性，肯定用武的必然性合理性，形成了早期朴素的看法，以至后世对战争根本问题的讨论实践，基本围绕“诛暴乱”“禁不义”“平乱除害”“以战止战”等主题展开。唐太宗在《帝范阅武篇》中更是将武备意义上升到保持全民国防意识及状态的高度来理解，指出“好战则民凋”“亡战则民殆”。中国传统兵学思想对战争的定义，往往显得异常理性，极力反对穷兵黩武，更不主张偃兵息武，而是将道义挺在前面、以“贵和”为根本追求。自上古五帝时已自觉将“亲睦九族”“协和万邦”与用兵挂钩，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载，轩辕“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武王伐纣以“吊民伐罪”为感召，目标直指推翻殷商暴政，赢得了“八百诸侯”追随及商民的同情，致使殷商军队“临阵倒戈”，最终开辟政治昌明、格局宽大、和合天下的新局面。

　　战法本于政胜

　　有关政治与军事之间关系的讨论实践，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是由来已久，“文武相资”“文武并用”是基本主张，很早就认识到政治是军事的根本、军事是政治的另一种继续，以及军事服务服从政治的道理。《商君书战法第十》明确提出“凡战法必本于政胜”的概念，认为政治上的良善是赢取战争的基本前提和保障；《司马法仁本》指出“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其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直接点出了“武功”是实现“文治”必不可少的手段；《尉缭子兵令第二十三》围绕用兵作战提出“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文里武表的主张，将军事手段作为达到军事目标的骨干，而以政治眼光作为考察利害、识别安危的根本。另一方面，古代帝王在论述文武关系时，往往从实践层面高度一致地认同文武并备并行，如唐太宗李世民在《帝范》“阅武篇”“崇文篇”结语中明确“文武二途，舍一不可”；明成祖朱棣也提出“文武并用，久长之术”。智慧用兵

　　战争是严酷的，事关国家人民的生死存亡。古人很早就意识到武力的运用不仅是实力的较量，更是智谋的角逐，强调“知彼知己”、重视“先计后战”、主张“伐谋伐交”、追求“全胜”等原则，抓住了如何高效使用武力的关键，也明确提出反对“暴虎冯河”式的匹夫之勇。《孙子兵法计篇》提出“庙算”在确保战胜的重要性，并将其量化为“五事七计”，点出了需要着重关注的敌我对比事项；不仅有原则性的阐释，也有涉及战争要素的展开论述，《虎钤经先谋第十五》直接明确了“用兵之法，先谋为本”，强调把握不同的作战意图所对应的要素，提出出征必先安民、攻伐必先通粮道、布阵必先争取地形优势、胜敌必先内部团结、坚守必先有力量贮备、提升战力必要严明赏罚等原则。此外，还倡导“伐谋”“伐交”，尽力避免“伐兵”“攻城”这种高成本使用武力的情况出现。如楚汉争霸时期，韩信“背水列阵”并灭赵国后，意欲继续进击燕国，在李左车“按甲休兵”建议下，采取积极举措稳定赵国，最终成功迫使燕国不战而降。

　　注重大一统

　　历史上很早就以“道义”“天下”“和合”等价值追求来规约战争，建立了尊崇仁德、治平天下、协和万邦的价值体系，并以此作为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则，催生了以追求天下一统为最高目标的独特的战争观。周兴灭商的过程，即是借“天命”以清除暴政、安抚百姓的过程，后平定“三监”叛乱、征讨东夷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也都是为维护周王室所统领的天下安平而作出的决断。尽管后世“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朝代兴替更迭无不以维护“治平天下”秩序作为使用武力的重要依据，尤其是秦以后维系大一统格局成为安定天下的基本前提。中国历史上时常出现南北分裂的局面，凡是有作为的帝王将相，均能以完成统一大业作为责任担当，如隋文帝杨坚建朝伊始便着手灭陈的各项准备，直至开皇八年（588年），终成摧枯拉朽之势，仅用时月余便统一了大江南北。在维护王朝稳定统一的政治格局方面，寻常百姓也联合起来对抗反叛，甚至成为平叛治乱的坚定支持者，如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史思明等人勾连叛乱，民众便自发武装起来，与唐军并肩抗击叛军，可见“家国天下”一体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大一统格局在文化和事实上的定型，也使言兵用武的保卫功能凸显出来，本身就引导着军事行动的目标指向，从而使武备有了宽大的格局和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