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成就举世公认，赞誉之声不绝于耳。其中，郭沫若的赞语“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最为精当。但人们侧重解读其“经纶”，即宏大抱负、深邃思想和崇高品质，却忽视了写诗填词毕竟只是经邦济世之外的“余事”。毛泽东政暇赋诗，展示了“器大声宏，志高意远”的领袖风采，也体现出他以诗论事的才艺，以诗解压的洒脱，以诗抒怀的本真，以诗自娱的情趣和以诗会友的儒雅。解读毛泽东的诗词“余事”，不仅能摆脱无限拔高的窠臼，真正回归诗词的本质，也能使毛泽东的伟人形象更加真实、更加可亲可近。

举重若轻主沉浮

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历史洪流中，毛泽东始终以旧世界改造者和新世界创造者的姿态挺立潮头。毛泽东诗词见证了诸多重要历史事件，涉及不少社会现实问题，但它终究不是原原本本的历史纪实，更不是立说立言的政论文章。正如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信中所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诗人毛泽东把思想家的深邃智慧、政治家的高瞻远瞩、理论家的严谨缜密、军事家的胆识机敏，凝练于一个个构思精妙的意象，浓缩于一句句回味无穷的诗行，使纷繁的历史诗意盎然，使严肃的主题生动可感，既给人思想启迪，又给人审美愉悦。

以《菩萨蛮·黄鹤楼》为例。毛泽东曾有自注：“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这首词涉及中国革命道路探索这一重大题材，毛泽东仅用三言两语就把握到入木三分。“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茫茫”“沉沉”“苍苍”3个重叠词反映现实困扰和思想迷茫，“锁”字道尽局势险恶和心绪愤懑。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一句文浅意深，特别是“酹”字，既是对革命英烈的祭奠，又是对前仆后继的宣誓。这一诗句和那段名言异曲同工，不失革命家的本色，又凸现大诗人的才思。

南征北战马背吟

1949年12月，在赴苏联访问的火车上，毛泽东与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谈论起诗词创作：“现在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身心交瘁之时，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时候，居然还有诗兴来表达这样严峻的现实。恐怕谁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现在条件好了，生活安定了，反倒一行也写不出来。”费德林问：“一行都写不出来？真的吗？”毛泽东说：“现在改写‘文件’体了，什么决议啦，宣言啦，声明啦……只有政治口号没有诗意啰。大概这也是脱胎换骨、从新做人的一种表现吧。”这段对话显示毛泽东越是环境险恶，越是诗兴勃发；同时也说明写诗填词和治国理政是两码事，思维特征、心理状态和表达方式存在明显区别。

“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1963年11月2日，毛泽东在会见法国前总理富尔时，又谈到写诗：“这是以前的事了。我的确曾经写诗，那时我过着戎马生活，骑在马背上，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推敲诗的押韵。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有时我回想那些日子，还觉得留恋。”富尔问：“主席是否还写诗？”毛泽东说：“写得很少，因为一些政治问题把诗意都赶到九霄云外去了。”军旅诗词不是敌情分析，不是作战命令，不是总结报告，马背吟诗的毛泽东显得悠然自在。他用马背上的颠簸缓解繁忙军务的紧张，在战斗的间隙寻求灵感营造诗境，描绘战地风光的秀美壮丽，抒发克敌制胜的舒心畅快，咏叹人民战争的波澜壮阔。

移情山水寻常事

“踏遍青山人未老”“我自欲为江海客”。毛泽东对名山大川心驰神往，正如他在《讲堂录》中所说：“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奋斗人生中，无论是前期的戎马生涯，还是后期的政务考察，毛泽东有着丰富而独特的游历经历，称他为“漫游家”并不为过。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毛泽东吟咏山水的作品很多，人们看重其历史背景和政治寓意，往往淡化了毛泽东爱山乐水的情趣本身。比如，人们赏析《水调歌头·游泳》时，从“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看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通过“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看到毛泽东改造山河的伟大构想，而“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这种游泳体验带给毛泽东的轻松闲适与惬意畅快，并未受到足够重视，这显然有违毛泽东以“游泳”为题专门赋诗的本意。

辛弃疾有一名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多次到杭州，工作之余，也会寄情山水，在怡然自得中经营他的诗词“余事”。他曾写过几首纯粹的山水诗，如《七绝·五云山》《七绝·莫干山》《五律·看山》《七绝·观潮》。毛泽东陶醉于山光水色，这些作品不以思想深刻见长，只是尽情舒展明朗、舒畅、愉悦的心境。“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近似于一个观光客的自问自答。“翻身跃入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颇像游客的行程记录。“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偏向于钱塘观潮的现场感受和主观想象。这样的诗作，让人们真切领略到了毛泽东诗词深沉、深刻之外的清新自然、闲适飘逸。

论情论礼论诗谊

读诗、赋诗、解诗、论诗，是毛泽东的情趣爱好，也是他的人际交往方式。以诗为纽带，以诗为载体，毛泽东与诗友们共唱心曲。而毛泽东的诗交也耐人寻味，呈现出诗词“余事”的鲜明特色。毛泽东与党内同志除工作关系外，不拘礼节，很少表现出亲热。他偶尔写过《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但很少把战友、同事写入作品。他曾把《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书赠周恩来，把《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抄赠邓颖超，但他与高层领导诗词交往不多。他曾致信元帅诗人陈毅讨论诗词创作，两人诗心相通，这可算是一个特例。

毛泽东写过《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七律·答友人》等唱和之作，他的诗友多为文化名流、党外人士以及同窗老友。毛泽东和他们之间常有诗书往来，相互唱和，切磋诗艺。毛泽东对他们敬重有加，书信称谓也很亲密，如称柳亚子为“亚子先生吾兄道席”或“亚子先生”，称黄炎培为“任之先生”，称同学周世钊为“惇元兄”或“东园兄”。收到诗友的诗作，毛泽东总是满心欢喜，复信中时常出现“诗及大示诵悉”“各信并大作均收敬悉”“信及诗收读，甚快”之类的措辞。而毛泽东把诗作寄给诗友时，态度十分诚恳，总有“乞为斧正”“录呈审正”“奉和一律，尚祈指政”这样的谦辞。

诗交属于私交，毛泽东论情论礼。毛泽东与柳亚子诗交最深、唱和最多，但他毕竟是旧文人，难免有些自负。1949年3月28日，他题了一首满腹牢骚的《感事呈毛主席》。毛泽东高度重视，写了《七律·和柳亚子先生》，畅叙“饮茶粤海”“索句渝州”和“还旧国”的情谊，又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坦诚委婉地批评了柳亚子，希望他为建设新中国献计献策。毛泽东对待诗友发“牢骚”，既表现了诗人的含蓄婉转，又展示了政治家的宽容大度，读来如望霁月，如沐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