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生态环境究竟有没有经济上的效益？这个问题是世界各国在可持续发展实践中所遇到的普遍困惑。面对生态环境破坏的挑战，中国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誓向污染宣战，与此同时也面临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压力。其中，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显然是与生态环境保护一样重要和关键的任务。如何探索出一条环境与经济双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

　　高质量发展要求经济金融实现发展的“绿色化”。无论是产业的发展，还是资本市场的投资，高质量发展都要求必须摆脱传统的“灰色”乃至“黑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说目前各界的认识还是比较统一的，但在“绿色化”发展的路径上，仍然存在不小的分歧，尤其是在“绿色化”将在一定时期内给社会经济带来某种成本的情况下，包括政府和各类市场主体在内，都有着不小的“畏难情绪”。比如，在投融资“绿色化”的过程中，资本总是趋向选择回报周期短、回报收益高的项目。对此，我们有必要在全社会构造一个系统性的绿色发展制度框架，来对经济金融加以“约束”。

　　高质量发展要求经济金融助力于“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与绿色发展的最大重叠之处在于“发展”，这表明，无论是高质量还是绿色，落脚点都应该在“发展”上。就绿色发展的内涵而言，我们固然摒弃了“有发展无绿色”的发展老路，但“有绿色无发展”的模式至少现阶段还无法适用于中国国情，我们要走的是一条“既有绿色，也有发展”的道路。就此，高质量发展实则提出了更好的要求，那就是如何将“绿色”嫁接到“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具体而言，其中最大的难处在于，绿色发展的过程是一个“腾笼换鸟”的过程，新旧产业和动能交替出现，能否做到平稳过渡，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国内外的很多实践都表明，不能绝对化地理解绿色发展过程中的“新旧”问题，而是要实事求是，区别对待。

　　高质量发展要求经济金融致力于“绿色创新”。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实现经济金融与生态环境的融合，其中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处理好两个内部化过程，一是外部成本的内部化，二是外部收益的内部化。前者指向的是对污染型产业采取“减杠杆”的限制，通过市场的间接手段来紧缩这类产业的生产空间，后者则是对低碳绿色的产业进行“加杠杆”的鼓励，同样也是通过市场的手段来扩大这类产业的市场空间，正是在这一减一加之间，来完成社会经济的绿色转型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通过引入基于市场的各种创新机制显得极为重要，这将关涉到高质量发展本身的成本收益效率问题。

　　目前在部分省市的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已经出现了发展绿色金融的良好势头，尽管仍需进一步观察实效，但这些地区在绿色发展上的制度创新成果已经开始对外产生辐射，绿色发展的风暴已经开始酝酿，绿色发展的势头已经不可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