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长江学者

　　学者简介

　　杨亦鸣，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神经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开拓者。现为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院长，语言科学与艺术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江苏省语言科学与神经认知工程重点实验室主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中青年首席科学家，江苏社科名家等。主要研究方向为神经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和工程语言学等，发表论文和著作200余篇（部），曾获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全国优秀图书奖等。

　　记者：您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第一位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您开创的“透视分离法”被誉为“近代音研究的一项新方法”。您是如何走上语言研究之路的？

　　杨亦鸣：我在下乡插队期间，有机会读到一些语言学方面的大学教材。这些教材用结构主义理论去分析问题，区别于我过去阅读的文学、哲学、历史领域的书籍，而是关于音位、音素、音系学理论的语言科学，对我来说仿佛打开了一扇科学的大门。正是因为这些经历，1978年以后，我在以语言学见长的徐州师范学院（现江苏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时如鱼得水，当时我的两位语言学老师廖旭东、古德夫教授都毕业于西北联大（北京师范大学），师从中国最顶尖的语言学家之一黎锦熙教授，我也因此接受了较为严格的语言学专业学术训练。

　　1982年本科毕业后，我先是留校担任逻辑学助教，第二年，我考上本校汉语史专业研究生，对素有绝学之称的“音韵学”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1983年开始，我试着琢磨出一种韵学研究的“透视分离法”，对清代韵书《李氏音鉴》进行研究，摸清杂糅性质的音系构成情况后，再把掺杂进来的所谓兼列的“语言杂质”分解出来，离析出去，从而得到比较纯正的18世纪末期的北京音系。“透视分离法”为整个明清时代的韵书甚至为中古、上古音系研究等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和方法，在语言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记者：您为何会将目光聚焦到语言的神经机制这一国际学术前沿，组建我国第一个神经语言学课题组？

　　杨亦鸣：一方面，主要是研究兴趣使然。30多岁时，我评上教授，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最年轻的语言学教授。当时的我有些迷茫，我可以用“透视分离法”做更多其他方面的研究，取得许多成果，但这对我来说，只是不断重复自我，新的原创性在哪里？我需要再去创新，而不是跟着别人或者是自己跟着自己走。思考过后，我选择了当时对我最有挑战性的神经语言学作为新的研究方向。

　　另一方面，我认为，学者得有责任担当。当时全世界的神经语言学研究也算是刚刚起步，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学科。我们不能永远跟在别人后头，我们最起码要跟国外并跑，甚至超过他们来领跑。神经语言学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不仅可以为江苏师范大学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还可以促进我国的语言学研究迎头赶上国际语言学的最前沿，从而填补国内此方面研究的空白。

　　研究神经语言学对我而言，完全是一个陌生的领域。1994-1996年两年时间，我完全沉浸在从未接触过的神经解剖学、神经生理学、神经影像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中。在研究团队创立之初，经费十分紧张，没有做实验需要的磁共振成像设备。我们跑遍徐州大小医院，终于在一家军队医院找到了合适的设备。同时，我们需要做大量的前期工作：自学物理知识，动手做反应按键盒等。团队就是靠这样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从而收获了大量宝贵的基础数据，使后续研究得以进行。直到1997年、1998年，团队连续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汉语皮质下失语患者主动句式与被动句式理解、生成的比较研究》《中文大脑词库形、音、义码关系的神经语言学分析》等文章，得到国内外的关注，产生了较大影响。2014年，团队还承担了由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的，以“语言能力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为主题的首届世界语言大会的主要筹备和策划工作，语言能力建设逐渐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关注的话题。

　　记者：您为何会关注聋童手语学习的重要性？

　　杨亦鸣：学者要有情怀和良知，中国现有数千万语言残障人群，包括失语症患者、阅读障碍患者、自闭症患者等，他们面临语言能力的提升和康复等问题。作为语言学家，应该将其纳入到自己科学研究的范围。

　　聋人由于听力损伤，在习得口语时出现困难，许多家庭会希望聋童植入人工耳蜗，以便可以送入普通学校读书。这其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人工耳蜗的效果个体差异非常大，很多聋童的口语康复都是失败的，这方面研究不够。其实手语可以作为聋人的母语，它是一种自然语言，也有语音和语义，语音就是手势，语义是其内容。多练习母语，有助于他们的脑结构和智力的发展。

　　聋童早期语言干预究竟应该使用何种语言，这一问题在聋教育界一直饱受争议。我建议，在目前还没有科学定论和完善技术的情况下，持多元开放的态度，既可以口语优先，包括通过植入人工耳蜗在普通学校学习，也可以手语优先、双语优先，在掌握手语的同时学习汉语甚至英语，这对他们的脑部发育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将来从事各种职业的学习和生活也大有裨益。

　　记者：有学生说，您对自己“狠”是出了名的。您曾为了学术研究，“闭关”研究了三天三夜。做学术是不是就要对自己“狠一些”？

　　杨亦鸣：其实我们经常多日连续作战攻关，特别是在研究或写作的关键期，为了不中断思路，避免重新启动耗能，不止一次两三天基本不吃不睡。不是有意如此，而是时间在思考和写作中一晃几个日出日落就过去了。

　　为什么会这么“狠”？首先，做学问要有坚定的目标意识。做学问就和打仗一样，规定什么时间攻占山头，就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拿下。如果失败，带来的后果可能是全线崩溃。就像打辽沈战役必须攻下锦州，否则将影响整个战局。

　　其次，要有牺牲精神。在学术研究的关键时刻，要有不吃不睡，坚持到底的“牺牲”精神。我们实验室有一条硬性规定：要在凌晨一点的时候保持头脑清醒，具备继续工作的能力。

　　此外，做研究一方面需要全力以赴，另一方面也需要适度的放松自己。当面临一个难以攻克的难关时，可以暂时放下，做其他事。有时候灵感来自于放松时的潜意识以及长期研究的大脑印记。科学研究是长期思考的结果，同时也要懂得张弛有度。

　　记者：您近期主要在从事哪些方面的研究？

　　杨亦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成为科技创新的超级风口。但目前以算法、大数据、算力为基础的人工智能的原创工作大多都是国外学者取得的，我们如何取得自己的变革性、颠覆性突破，确保我国在人工智能这个重要领域的理论研究走在前面？我认为，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人类智力、意识、思维的重要性，但很少意识到这些都是以语言为基础的。目前我们在国家973项目的支持下，力图贯通分子、细胞、神经纤维、脑区系统结构到行为认知的语言机制解释，为人工智能理论颠覆性变革做一些基础工作。我希望中国能领跑下一代人工智能。

　　记者：您认为，如何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让中国从语言大国向语言强国迈进？

　　杨亦鸣：党的十九大开启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作为中国贡献的智慧和方案，“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也更加凸显语言沟通这个最基础工作的重要性。中国要从语言大国向语言强国迈进，语言能力的提升十分关键。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2017年，江苏师范大学成立语言能力高等研究院，我们团队历时七个月完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的编辑出版。该手册共60万字左右，详细描述了“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语言状况，还介绍了我国对沿线各国语言的人才培养情况和沿线各国对汉语人才培养及汉语专业的开设情况，并提出构建“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和语言人才培养国家应急体系，开展“一带一路”语言通等语言服务实用平台建设，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智力支持。

　　记者：您对青年学者治学有何建议？

　　杨亦鸣：我有三句话送给青年学者。第一句话是用自己的语言去思考，用大众的语言去表达。用自己的语言去思考，强调的是原创性，不要人云亦云；对大众表达的时候，不要自说自话，要用大众理解的语言去表达，让他们乐于倾听、理解及接受。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保证自己思维的领先，同时又能得到大众的认同。

　　第二句话是，坚持质疑和批判。没有质疑和批判的精神，就不可能有原创思想。要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和惯性依赖。同时，要宽容原创者，要允许他们失败。

　　第三句话是，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优秀包括谦虚的品质、团队合作精神、忘我奋斗等等。优秀需要坚持，不能是一次优秀、两次优秀，而是要永远优秀。

　　记者：请您用一句话寄语《思想周刊》。

　　杨亦鸣：借用《礼记大学》里的一句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本报记者 杨 丽 实习生 王维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