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成洲

　　学者简介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长江学者，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毕业于挪威奥斯陆大学，获博士学位。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工程”、中组部“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主要研究英美文学与文化、欧美戏剧、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北欧文学、性别研究、21世纪批评理论。出版中英文学术著作10余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近百篇。曾担任国际易卜生委员会主席，被授予挪威“易卜生奖章”。

　　记者：简要回顾您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历程，分为几个阶段？

　　何成洲：我在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读了本科和硕士，1992年留校工作。1997年，到挪威奥斯陆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易卜生研究。2002年，到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工作。2005年，担任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短期驻院学者，之后留在高研院从事一些管理工作，一直到2012年底。2013—2017年，在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担任中方主任。2017年11月，南京大学成立艺术学院，我被任命为首任院长。

　　在挪威留学和从事研究的6年时间，对我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去挪威学习易卜生，是在掌握挪威语之后再研究易卜生的戏剧和演出的。易卜生是“现代戏剧之父”，在挪威、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易卜生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于中国现代戏剧的启蒙作用。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都或多或少受到易卜生的影响，其中包括曹禺和田汉。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比如鲁迅的《伤逝》中，“子君”这样一个人物被称为《玩偶之家》中“娜拉”的中国版。易卜生与新文化运动，“娜拉”对于中国早期女性主义的启蒙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我的博士论文主要是易卜生和中国话剧的比较研究。这一阶段主要有两个收获：第一，学习并掌握挪威语。研究易卜生，必须通过它的母语来研究，否则就不能完全进入易卜生的文化语境。第二，通过易卜生的研究，能够对西方戏剧从古希腊到当下的历史脉络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掌握，为我后期从事戏剧研究和文化批评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跨学科，一是国际化。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工作期间，我个人在跨学科研究和国际交流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2008年，我与布朗大学王玲珍教授共同建立了南京大学—布朗大学性别与人文研究合作项目。10年来，通过这一项目南京大学整合了一支不同学科的研究队伍，布朗大学也凝聚了一批关注中国、愿意和中国交流的学者。

　　到了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又是一个跨学科的平台。它主要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不同学科来建构学生跨学科的知识背景。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有更宽广的知识面和视野，同时又有自己比较擅长的领域。在此过程中，我深入了解中美文化差异，跨文化交流的特点，以及中美高等教育的互补性，等等。

　　来到南京大学艺术学院一年多，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是这里的教学和科研充满了活力。不仅有艺术史论研究、文化创意研究和艺术教育，还有美术创作与实践，发展前景巨大。

　　记者：您近期主要在从事哪方面的研究？

　　何成洲：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把戏剧表演研究和文学进行交叉，我称之为“文学的操演”。其一，文学研究关注对象应该更宽泛、多元。大家一般认为研究文学，就是研究文学作品。事实上，文学研究除了关注文本，也要研究作家创作活动的过程、读者的阅读、文学的改编、文学奖、作家纪念活动等，这些都应该成为文学的关注对象。社会表演研究认为，人类活动都存在表演的成分，所以应把表演的范畴扩大到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包括文学。其二，关注文学的生成性、能动性和文学的效应，强调文学的行动，文学的施行性，文学对于现实的影响。

　　关于文学的操演研究，我将它称为我个人的“五个一工程”：开设一门研究生课程“文学的操演性”；开展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得到了瑞典皇家人文学院的支持；承担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举办一次国际学术大会，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和合作；发表一个代表性的学术成果。

　　记者：数字化时代，文学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面对当下的文学场景，如何更好认识和把握文学发展的现状？

　　何成洲：做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不能循规蹈矩，应该有新的探索。我个人认为，数字人文给我们从事文学研究带来新的机遇。比如说，我之前在研究易卜生与中国小说的关系时，往往是借助于个人研究经历，很难把握全貌。借助数字人文的技术，比如运用“民国文献大全”数据库，对易卜生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能够做一些很好的探索。另外，把鲁迅、老舍、曹禺等作家的数据库连在一起，建成了我个人的研究数据库。数据库不仅仅在宏观上有助于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在微观上也能够提供一些线索，从而顺藤摸瓜，找到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记者：您认为，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中国自信？

　　何成洲：立足中国语境，充分调动东西方的学术资源，利用学术研究的后发优势，“有所为”同时也“有所不为”。首先，要了解和把握自己的优秀文化，这是基础。不仅要了解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更要了解我们当下的文化创新，包括当下文化中的新热点、新趋势、新发展。促进当下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让西方看到中国发生的巨变。

　　同时，也要了解西方文化。了解西方文化不是空洞的，不只是读莎士比亚了解西方文化，更要了解西方人的阅读趣味，了解当下西方社会的变迁。捕捉中西方文化相通的话题，从不同的文化语境对于一些普遍的问题进行探索。进一步思考为什么相同的热点话题，在中国和西方有不同的呈现，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接受。这对于我们了解文化的生成机制非常有价值，对于我们把握跨文化教育的方向和建构跨文化交流的战略，也非常有帮助。

　　记者：江苏正向文化强省迈进。您认为，在这一进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何成洲：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创新。江苏有丰富的文化资源，通过创新引领能够走向世界。比如国粹昆曲如何走向世界，我们做了很多探索。10年前，苏州昆剧院推出新版《牡丹亭》，当时日本歌舞伎大师坂东玉三郎潜心学习昆曲并出演杜丽娘，不仅在国内上演，还在日本、欧洲进行巡演，是非常成功的个案。江苏昆剧院柯军对昆曲也做了很多探索，推出新概念昆曲。2016年，柯军和英国剧团推出《邯郸梦》，中英两国演员同台演出和交流，这些都是很好的尝试。简单来说，不仅“有什么”很重要，还要把有的“用起来”，把这些文化资源通过创新的手段推向世界。

　　记者：在与青年学者交流中，您最难忘的是什么？对于他们的治学研究，您有何建议？

　　何成洲：我个人认为，怎么样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是最有价值的。换言之，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是一体化的。比如我开设的课程《他者的再现》，讲述当下文化研究中有关他者的概念。这门课当中的每一个专题都是我曾经做过的研究项目。把自己的研究汇到课程中去，教学内容比较丰富，对学生也产生了较大的思想冲击力。同时，对于指导学生如何思考问题和学术批评，也是一种示范和引领。对我个人而言，一方面从教学当中也能够汲取从事研究的乐趣和动力，另一方面，同学们的反馈意见也能够帮助我进一步反思自己的研究成果、研究方向，这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

　　做学术，首先是兴趣驱动。但是兴趣不是天生的，一方面靠养成，另一方面靠自己的发现。要靠自己的不断阅读，更重要的是通过交流，通过别人的反馈，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反馈，从中发现兴趣的价值，才能够真正转化为研究的动力。

　　很多人问我学习外语的经验。对我来说，学习挪威语与研究易卜生是相辅相成的。我在挪威奥斯陆大学学习时，是当时人文学院唯一的中国博士生。所有的课程都用挪威语上课，因此必须去学挪威语，必须得读，必须得交流，必须得写。经过几轮下来，我的挪威语基本上过关。当然更主要的动力就是我要研究易卜生，必须用挪威语把易卜生的全集从头至尾读几遍，像《玩偶之家》，我至少细读了五六遍，这样才能领略易卜生戏剧创作的过程和奥秘。学语言，需要用它来实现一个更高的目标，往往是最强大的动力。

　　记者：请您用一句话寄语《思想周刊》。

　　何成洲：让艺术和人文交叉成为思想创新的原动力。

　　本报记者 杨 丽 魏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