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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变局,变什么
2020-05-08 17:58:00  作者:张蕴岭  来源:理论之光

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回国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的讲话中提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8年6月,他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他又提到“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何一再提“百年大变局”?对于“百年大变局”的含义究竟如何认识?如何把“百年大变局”放在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视野下进行认识?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百年大变局,从字面上理解,百年,是指一个长时期的跨度,不是几年或几十年;大变局,是说发生重要的、影响巨大的变化,不是小规模、局部的改变。既然是变局,也意味着变化涉及大的格局、秩序、体系。因此,对于百年大变局,要有历史的眼光,有大视野,有谋略。“百年大变局”的关键字是“变”,要研究变什么、怎么变、变到哪里去,对“变”也要分层次、分视角。从范畴方面说,可分为全球之变与中国之变;从内涵方面说,可分为权势之变与秩序之变;从领域方面说,可分为政治之变、经济之变与社会之变。

从视角定位来观察,具有大视野的方法是围绕新千年的上下一百年,即上个百年和这个百年来观察中国与世界。以这样的时间坐标来观察和认识,上个百年就是从1900年至2000年,即20世纪;这个百年就是从2000年到2100年,即21世纪,由此,也可以称之为“世纪之变的认识与观察”。这样定位的基本考虑是,这期间是世纪交替和新千年转换,一般来说,世纪交替和新千年转换期往往是大变局时期。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这个时间定位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个时期发生的变化和将要发生的变化不仅深刻,而且深远。中国的近代衰落和现代复兴都与世界大变局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中国与世界的变局是同步交织与相互作用的。

当然,也可以有其他方法,比如,以现代中国为中心视角的世界大变局,可以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1世纪中期的百年大变局。从世界观察,可以重点考察二战以后的变局,从世界制度构建到发展调整。从中国观察,可以考察中国从弱到强的转变进程。比如,以美国霸权的形成与衰落为中心视角的世界大变局,可以从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霸权逐步确立,到逐步“力不从心”,主动或者被动减弱霸权地位的大变局,以及由此相连的诸多变化。这样的观察和研究还可以用于对各个不同领域的研究,比如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社会、文化、科技,等等。每一个领域的大变局都会引起其他领域的变化,并且与其他领域相联系。

不过,任何大变局都是由小变化逐步累积而成的,由量变到质变,因此,研究大变局不可忽视小变局,甚至是微变局。观察和研究这些“细小的变化”,往往可以从中发现大趋势变化的内在根源。

“历史是一面镜子”,审视这个百年之变,有必要对上个百年,即20世纪,做一些回顾和分析,且从世界与中国的“两者同步交织”的视角来进行。

一、上个百年的世界

20世纪是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看,大变局都是前所未有的,总的特点是:在世界秩序方面,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世界建立了基本的国际关系秩序规则;在经济发展方面,基于开放的秩序,全球化得到扩展,世界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20世纪之初,欧洲列强争夺激烈,结成相互对立的集团,一场大战终于在1914年爆发,很快很多国家被卷入,成为一场惨烈的世界大战。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打了4年,有6500万人参与,死伤2500万人,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损失巨大。

1917年,世界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即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场革命的意义远远超出俄国,因为它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一大批国家建立了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权,并且以苏联为首结成了强大的“东方集团”,形成了东西方对抗的冷战,把人类带入前所未有的核战争危局。

1929年,一场未曾预料到的经济危机爆发,从美国到欧洲,整个工业化世界陷入空前的大萧条,工厂、银行倒闭,工人失业,就像一场浩劫,持续了将近5年的时间,尽管危机到1933年基本结束,但是,此后几年世界仍然笼罩在阴影之中。由于危机的影响,美国、英国都先后宣布终止一战以后建立的金本位制。

危机的创伤尚未完全治愈,另一场劫难又开始了。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此次大战先后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多亿人口被卷入,遍及世界各大洲。战争中,9000余万人失去生命,其规模和损失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1945年才结束。

二战后,开启了新秩序构建的进程。在战争还未结束的时候,1942年1月1日,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1945年正式成立了联合国。1944年7月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签订。这一时期,还先后成立了16个联合国专门机构,涵盖经济、社会、法律、文教和科技等领域。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建立是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终结了西方列强建立的殖民制度,让各国获得了独立,先后加入了联合国,成为国际大家庭的成员。鉴于几乎所有国家都加入了联合国,大多数国家加入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其他国际组织,由此,可以说世界进入了以独立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新时代。

不过,世界出现了新的分裂。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对立形成了冷战,让刚刚从世界大战的废墟中走出来的世界又陷入分裂与核恐怖的阴影之下。冷战持续了几十年,直到1990年才结束。冷战以非战争的方式结束,这使世界获得了“和平红利”。然而,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自我膨胀,力图凭借霸权创建“美国治下的和平”,构建“美式天下”的世界秩序,其结果是激发了新的矛盾,引发了暴恐势力兴起,让世界陷入新的威胁之中。

总的来看,二战后尽管世界并不太平,但在新秩序之下,世界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稳定的金融体系,开放的世界市场,新的科技革命兴起,全球化深入发展等,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被称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从而大大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大格局——发展中国家经济所占比例大幅度提高,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

20世纪最重要的变局是,在二战以后开启了世界秩序的重建,正是二战后的世界治理,避免了新的大战发生,让世界得到新的大发展。在20世纪的变局中,最应记取的教训是什么、经验是什么?就世界秩序而言,最应记取的教训是,大国争霸,后起新兴大国争夺,以及霸权国家推行霸权政策,导致战争与对抗,而结伙、结盟对抗会引起更大的冲突,对人类造成灾难。最重要的经验是,世界治理需要广泛参与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合作组织与机制,合作安全、合作发展才能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可持续。

二、“没有答案”的21世纪

2000年标志着人类进入新的千年,开启了21世纪的进程,一些变局的大趋势已经显现。但是,面对新的变化,人们最为关心的是,未来的世界将会如何。乐观者认为,这个百年是更加公平合理的新秩序的构建期;而悲观者则预测,世界可能会重新进入类似20世纪的大国纷争与战乱;怀疑论者则提出,未来是一个“没有答案的世界”。

新世纪大变局的最重要体现发生在处在霸权顶端的美国。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到恐怖袭击,一架民航客机撞击纽约世贸大楼,顷刻间,大楼倾塌,大批人员伤亡,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也遭到恐怖袭击。“9·11”恐怖袭击事件促使美国发起世界范围的反恐战争,2001年10月7日,美国派兵入侵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政权。美国动员北约及其盟友参加阿富汗战争,最多时,派兵多达15万人。直到2014年底,美国才宣布阿富汗战争结束。不过,至今仍有美军驻留在阿富汗。战争夺去10多万阿富汗人、2000多美国士兵的生命,直接耗资近万亿美元。尽管美国已宣布反恐战争结束,但是,恐怖主义势力在一些地区仍然猖獗,美国以反恐为名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恐怖主义的起因复杂,从直接的原因看,与冷战结束后美国霸权膨胀,在世界强行推行“美国式秩序”不无关系。伊拉克战争激化了中东的宗教矛盾,打开了恐怖势力的魔瓶盖子,助长了恐怖主义势力的兴起。有的人认为,“9·11”恐怖袭击事件是极端势力对美国强制推行“美国式秩序”的一种反抗,也是一种“警告”。也有的人认为,“恐袭”是美式霸权由顶峰开始跌落的一个转折点。

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很快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影响巨大而深远,迄今还被认为是在后危机的调整时期。这次危机被认为是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以来的最严重危机,此言并不为过。从直接的原因看,2008年的次贷危机是美国金融本身出了问题,在自由放任的政策下,由于缺乏有效监督,金融衍生产品过度膨胀,导致金融市场发生信贷危机,但从世界范围来说,则是经济结构大失衡的结果。鉴于此,后危机的调整与恢复才变得如此困难。后危机时期的矛盾增多,标志着全球化下经济的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从大变局的视角来分析,则反映了美国经济霸权的转变,而这正是美国特朗普上台执政,推行单边主义的“美国优先”政策的内在原因。“美国优先”政策意味着美国以推行市场开放为目标的多边主义政策发生逆转,同时也反映了在全球化环境下,美国参与开放竞争能力的下降。回顾上个百年,1970年初美国放弃自己确定的美元—金本位体系,表明了美国已无力承担充当世界货币保证人的角色;而如今,美国更是不再承担世界开放的责任。

迄今,初露端倪的百年大变局大势,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皆为长期量变的积累。究竟如何发展、结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一)权势对比的变化

按照综合预测,这个百年前50年的最大变化,就是世界权势对比的大变局。这里,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观察和分析力量对比的大变化。

其一,自西方开启工业化以后,世界的权势重心向西方转移,从欧洲到美国,由此,世界分为发达国家群体与发展中国家群体。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是世界力量的重心,曾占世界GDP(国内生产总值)的80%。如今,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有了大幅度提升,按GDP占到5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根据预测,到这个百年的中期,经济总量将可显著超过现有的发达国家。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观察,拉动力,或者说是增量部分可能主要来自现有的发展中国家群体。这将会是当代史上世界发展的一个重大转变。

其二,从国家权势的角度看,在21世纪上半期,最有可能转变的是中国的综合力量超越美国,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进入前三。这样,就综合国力而言,排在前三的国家可能依次是中国、美国、印度,而老牌的欧洲国家大多被挤出前5位。从大国的属性角度看,排在前三的国家中,有两个是非传统西方大国,这无疑是自西方工业化以来最重要的权势格局的转变。

如果是这样,从各个方面来说,其影响都是巨大的。值得深入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多样性群体崛起,究竟如何引导世界的变化?尽管在现有的发展中国家群体中,有些会跃升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群体内差别也很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它们与传统的西方群体有着很大的不同。尽管如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加入了一个共处的国际体系,后起者并不要求“另起炉灶”,推翻现行体系、制度,但必定会推动其调整与改革。新的体系与规则构建必须能更好地体现后起者的利益诉求和能为他们提供可发挥作用的空间与平台。

从这个视角观察,尽管维护现有体系是一个共识基础,但调整与改革是必须进行的。从好的方面说,如果能实现合作,则世界会走出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共建一种包容共处的新文明。如果不能达成共识,则会出现冲突和对抗,甚至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即便是有共识,涉及体系和规则的调整与改革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作为原有体系与秩序的主导者,肯定会力图保住自己的利益,由此会引起冲突。从历史的发展看,权势的根本性转变会需要很长的时间,也许21世纪的转变只是序曲。

从以往的历史看,权势转变会发生大的动荡、大的战争。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讲的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上个百年上半期,主要是崛起的德国挑战既有世界秩序,结果引起两次世界大战;下半期,主要是美苏争霸,发生了长达几十年的冷战。这个百年,难道是中国与美国的对抗吗?尽管中国有可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但中国会全面挑战既有世界秩序,替代美国成为霸权国家吗?这当然是世人极为关注的大局。

权势转变的最大影响是导向问题,世界未来的发展会是由传统的西方导向转为“非西方导向”吗?欧洲工业化以来,主要是西方导向,包括发展范式、价值观、国际关系理论等。所谓“非西方导向”的含义是什么?会不会改变非此即彼的传统范式,发展新的范式呢?

权势转变必然会导致传统的霸权衰落。尽管人们对霸权秩序很不满意,但对大国争霸深表担心,对“无霸权秩序”也充满疑虑。从以往的历史看,霸权的确立总是需要经过战争,无论是把挑战者打下去,还是挑战者胜出,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特朗普上任后打出“美国优先”的旗子,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一系列战略与政策保住美国的霸权地位,为此不惜打贸易战,退出国际组织,终止原有的条约,对认定的竞争对手,主要是中国,采取制裁、施压、封堵等一系列措施,极具对抗性。这无疑会挑起一系列的矛盾,甚至发生对抗。面对这样的形势,人们发出疑问,未来的世界会发生类似上个百年的大战吗?能否以“非战争方式”走向人类新文明,实现“霸权的终结”呢?这些都是这个百年大变局绕不开的大议题。

(二)发展范式的危机

西方创造了工业化模式,推动了世界的大发展,让更多的国家步入了工业化行列。现在这个追赶型现代化模式出现了各种问题,出现了综合性危机,包括资源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等等。传统工业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以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为目标,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工业化进程,产品的生产和对产品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多,事实表明,这种范式难以为继,因此,出现了“发展范式”的危机。

财富的分配也出了大问题。全球化创建了世界市场与国际生产网络,让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流动与布局,由此极大地拓展了经济规模效益,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在一个开放的大市场空间,财富积累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化,也使得许多地区因“没有竞争优势”而变得“空心化”,使许多人,甚至国家被边缘化,从而导致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现实中,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反全球化的势力、民粹主义势力,以及极端势力也在滋长,甚至形成很强的政治势力或具有跨国特征的集团。如今,世界的相互连接越来越紧密,这些问题与其他问题交织,形成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挑战。

世界需要新的发展范式。但是,发展范式的转变是一个长进程。西方工业化范式延续数百年,几乎所有的进步、财富积累、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取向等都是以其为基础,受到其导向的。因此,转变并不是完全抛弃原有的,而是对其进行修正与改进。特别是传统的利益集团会拼力保护旧范式,许多落后的国家或地区也许缺乏转变的能力,要么被旧范式拖累,而落后于时代;要么被再次边缘化,进而引起矛盾或者冲突。

重要的是,新发展范式是一个不断蜕变的创新过程,就生产而言,生产的内容不断发生变化,效率不断提高,向社会的供给不断创新,从而创建基于新范式的可持续发展;就生活方式而言,消费模式会发生变化,更少的物品消费,更高的生活质量,从而创建基于人本为基本价值的新理念。这个百年是转型期,既有痛苦的,也有幸福的,也许在很长时间内仍没有清晰的答案,但大势所趋,没有回头路。

(三)气候变化的未知性

气候变化是这个百年最具影响的大变局,因为它会影响整个人类的基本生存环境,带来巨大的未知性。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调查,在被访问的两万多人中,大多数人把气候变化作为头等威胁。据研究,到21世纪中期,即2050年,如果继续现在的趋势,不能控制住气温升高,那将是灾难性的。

气候变化是长期累积的结果,与传统的生产方式有着极大的关系,也与人类生活方式有关。有证据表明,地球生态系统和地球气候系统可能已经达到甚至突破了重要的临界点,可能导致不可逆转的变化。联合国早在上个百年就开始采取应对行动。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公约,即《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先后有196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一致同意承担责任,采取共同行动,将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防止发生危及人类生存的气候变化。1997年联合国气候大会通过《京都议定书》,先后有183个国家签署,议定书作为落实联合国框架公约的具体责任与承诺至2020年的行动议程。2015年底,联合国气候大会通过《巴黎协定》,在《京都议定书》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安排。这三个文件是人类史无前例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共同承诺。

不过,由于各国利益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安排并非易事。本来,美国、加拿大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后来都先后宣布退出。美国曾是促使《巴黎协定》签署的重要推手,但特朗普上任后宣布退出,他甚至明确表示,不存在气候变暖,是言过其实,不为减排买单。特朗普是真的不信,还是为了“美国优先”另有图谋?

气候变化危及人类生存,防止悲剧发生是各国的共同责任和义务。美国、加拿大,特别是美国的退出,不仅自己不尽责,而且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事实上,气候极端变化的趋势还在发展,南北极冰川的融化、喜马拉雅山冰川融化,气候极端化的加剧所造成的综合影响将会进一步凸显,未来的变化令人们越来越担心。气候变化危及人类生存,国际社会必须重聚共识,联合国安理会应该把应对气候变化列入议程,毕竟所涉及的是人类的共同安全,因此,各国也就有了共同的责任。不过,在气候变化的“灰犀牛”冲到人类面前之前,很多人可能还不相信“人类悲剧”真的会发生,也有很多人试图置身事外,逃避承担公共责任,这也许是最令人担心的问题。

(四)新科技革命的“风暴”

我们正处在一场新的科技革命之中,它刚刚开始,就显示出惊人的创造力了。以智能化技术为牵引的这场新科技运动,犹如一场“风暴”,席卷各个领域,预计会在21世纪的前半期得到广泛应用。智能化与以往的科技革命技术不同,是以模拟人的智能、替代人的智能,甚至改变人的智能为特征,把智能应用到广泛的领域,从而开启发展的新境界,造成经济、社会,甚至文化的大变局。

从以往的发展看,新的科技革命总是会推动新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这场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会催生新的经济领域、新的经济运行方式,从而使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智能化不仅创造更高的效率,而且创造更新的方式。鉴于此,乐观者认为,传统生产方式所存在与积累的问题也可能会得到缓解,甚至得到解决。比如,废气排放问题,智能化可能会使得能源利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等等。

智能化技术的深入与广泛应用对世界变局所产生的影响表现在,一方面,智能化发展是打造新竞争优势的关键,而智能技术的开发利用更会向少数国家与公司集中,因此,新一轮科技革命会改变现有的竞争格局;另一方面,智能化技术会比以往的自动化技术更需要和更可能打造超国家的地区与全球网络,因此,会把更多的国家吸纳进网络圈,从这个意义上说,智能化会进一步推进全球化的发展。在智能化风暴面前,国家政策选择可能会出现两种大趋势:一是技术垄断或者技术封堵,以便可以占据竞争制高点,排斥竞争者。当前,特朗普政府便是这样做的,誓言美国必须成为第一,为此对其他竞争者,特别是中国进行技术封堵。二是推动开放,构建合作网络,打造基于区域和全球市场的开放网络空间,把尽可能多的国家或者公司纳入一个网络之中,而对于不具备开发和利用能力或者优势的国家或公司来说,加入网络是最可行的选择。后起者往往更支持这种开放发展与合作参与的选择。

以智能化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会带来很多新的挑战,比如,智能化会更多地替代人的工作,造成“去就业化”趋势,智能化技术被“非道德化”利用(包括对改变人类基因的滥用,智能化武器与战争),等等。鉴于新技术具有很强的超国家特征,如何凝聚国际共识,制定具有法律约束的国际规则和建立国际监督与执法机构,都是新课题。

总体来看,我们所处的这个百年世界大变局将是深刻的,涉及政治、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发展范式、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价值观等。如今,我们正处在世界大变局的初始期,由此,对于未来,还很难描述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似乎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在诸多变局中,特别令人关注的是国际秩序的转变。慕尼黑安全会议(以下简称“慕安会”)2019年2月发布的年度安全报告指出,近年来,国际地缘政治版图正发生剧烈变化,世界秩序可能正在被重塑。“慕安会”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申格尔提出,我们这代人似乎正在经历国际秩序核心部分的重组。他同时还指出,“危机就在于旧世界正在死亡,而新世界无法诞生,在这个过渡期,各种各样的病态症状就会层出不穷”。他所指的“国际秩序核心”“旧世界”是什么呢?是指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家独大的大格局吗?而“新世界”又是什么呢?就期盼而言,当然不是一个战乱的时代,不是又发生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结局。那么,“新世界”会是一个人类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秩序吗?这无疑是一个“百年之问”。

来源:理论之光   编辑:黄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