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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怎样才能少犯错误
2016-06-01 17:23:00  来源:理论之光

陈云  

    我们可不可以少犯错误?这个问题提得好。拿我来说,我是中央委员,我犯了错误,影响就比较大。 

  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呢?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 

  后来,我把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著作都找来看,研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同时再次考虑,错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得出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比如,蒋介石为什么说三个月或者五个月就可以消灭我们呢?他的这种错误的判断,就在于他对我们的兵力是同群众密切结合的这一点缺乏估计,同时夸大了自己精锐武器的作用,忽视了自己军队的士气低落和同群众的严重脱离。敌一九五师的失败,也是由于赵公武和陈林达对我们部队的认识不对,他们错误地认为我们兵力分散,不能集中。我们这次在敌后,有些同志有点惊慌失措,原因是他们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明明是个瓜皮帽,却把它看成了猫耳山。因此,我认为我们做工作,应当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决定对策。我在延安时从枣园出来后到财办工作,如果要我明天作报告,当天晚上还忙于搜集材料,以了解情况。不忙于决定对策,而首先了解情况,这才不是本末倒置。 

  实事求是既容易做到,也难以做到。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从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中找出对策。人之所以犯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当然,我们过去所以犯错误,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片面的情况不是真正的实际,也就是说,它并不合乎实际。所谓难也就难在这里。我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犯错误都是因为认识上存在片面性。 

  要少犯错误,就要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其方法,我概括为三条:一、交换,二、比较,三、反复。 

  交换是带头的。所谓交换,就是要互相交换正反两面的意见,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况。交换时要特别找同自己相反的意见,相反的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事物认识的不足。相反的意见即使错了,也有可能反映了事物的一个方面,或者包括一些历史经验的推论。因此,对同自己相反的意见,我们也要作些分析,吸取其中有用的部分。陈独秀的错误,李立三的错误,王明的错误,不是由于这些人发神经病,或者因为他们是傻瓜,主要是由于他们夸大了事物的一面,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一九三○年的革命高潮,只是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运动处于低落时高,而不是比大革命失败前高。红军力量比过去是大了,但还不是大到足以打垮蒋介石军队的程度。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使全国的抗日反蒋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但还不是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四中全会的错误结论,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错误决议,都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我们不能说犯错误的同志对形势的判断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他们夸大了客观事物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应该收集反对意见。对于正确的反对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足。对于不正确的反对意见,我们要把它驳倒。愈是不正确的,就愈要把它驳得彻底。既然要批驳,就得找论据,这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正确的意见往往就是由系统地驳倒不正确的意见而产生的。各种资产阶级的、假马列主义的错误思想,为毛主席的真马列主义的正确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毛主席的著作都是采取这个办法写的。如写《论持久战》,他先收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论据,经过分析、批驳,得出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这个正确的结论。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主席首先批驳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或者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或者只要抄用北伐战争的经验,就可以解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错误意见,然后提出必须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尤其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和战略战术的正确主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是先批驳文艺是超阶级的、文艺工作者无所谓阶级立场的观点,进而阐明了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所以,要做到交换,特别是要做到同反对自己意见的人、同其他阶级的代表交换意见,首先要明确交换的目的在于能使自己对事物认识得更加完整。同时,要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立场上想一想,他们的意见是否有道理,凡是有理有据的都要吸取。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往往不喜欢同自己意见相反的人谈话,互相交换看法,这是不好的。 

  交换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事物,比较则是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不经过比较,就看不清事物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检验黄金的纯度要用试金石,验血也有参照的标准。我们如果用比较的方法,把一九三二年的革命高潮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相比,再与上海三次暴动时相比,就知道一九三二年的革命高潮达到什么程度,然后再决定我们的策略,这样就不至于采取“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前几年有位美国将军叫史迪威,他派观察组到延安,拿我们对美国的政策,来比美国对我们的政策,结果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所以一经比较,就能够对事物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又比如,今天我们要不要在南满坚持,只要把现在坚持所带来的牺牲与将来退到长白山可能造成的牺牲,大小轻重,有无价值,加以比较,就容易作出必须坚持南满斗争的决定了。 

  比较仍然是认识的过程,反复则既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反复,首先要在决定了对策之后,再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使认识更正确。而最要紧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总之,判断,行动,再认识,修正之,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 

  从我的经验看,如果上面说的三条要求都达到了,就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比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是不充好汉,不爱面子。如果不从认识自己错误上求进步,装洋蒜,一定要跌筋斗。愈怕丢脸,一定会丢脸。不怕丢脸,反倒可能不丢脸。要论事不论脸。做到了这一条,自然不会一听到反对意见,就毫不思索地跳起来。 

  我们要求犯错误的人论事不论脸,同时要把客观事实拿给他看。大家都根据客观事实想问题,定政策,自然可以求得党内一致。 

  论事不论脸,这里有个立场问题。有了坚定的立场,才能掌握这个方法。如果尽是为个人打算,一辈子也掌握不了这个方法。个人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矛盾就在这里。真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大家如果都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办了。党内只应当有这种态度,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态度。在两个人谈话中可以承认错误,在小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大一点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千万人面前也可以承认错误,这叫论事不论人,论事不论脸。这样,扯皮就少了,事情也就好办了。 

  (这是陈云同志194727日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来源:理论之光   作者:陈云   编辑:吴鑫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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