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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得来终觉浅
——为何《仪礼》需要做复原研究
2020-12-16 09:42:00  来源:光明日报

门塾

学术研究的前提是把握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避免盲目性,陷入为研究而研究的迷途。《仪礼》区别于其他典籍的最大特点是鲜明的践履性,因此,正确认识《仪礼》在成书与研究过程中的两次“转换”,是我们复原研究的逻辑起点。

从活态传承到凝固态文本:周代礼乐文明的第一次转换

周公制礼作乐,创建了以“德”为核心内涵、“郁郁乎文哉”的中华礼乐文明。由《诗》《左传》《国语》等文献可知,冠、婚、丧、祭、飨、射、朝、聘等典礼仪式,已成为周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华夏民族的生活方式得以规范,文化认同由此渐成。

周人的典礼仪式原本属于活态传承,毋须诉诸文字。春秋季世,礼崩乐坏,《礼记·杂记下》载,恤由死后,有“周礼尽在鲁”之誉的鲁国,竟然无人知晓如何为之举丧,不得已而派孺悲去请教孔子,并做了笔录,“士丧礼”由此著于竹帛。孔子对此感到震惊,周礼或废或僭,随时有湮灭之可能,需要作抢救性保护。现存《仪礼》十七篇,便是由孔子及弟子将活态的典礼仪式转换成凝固态文本的成果。为了突出主要线索,避免枝蔓,宫室形制、服饰裁剪、礼器使用等诸多细节每每被省略,这对当时的读者不会造成阅读障碍。这一次转换是《仪礼》成书的缘起,与孔壁中经一样,旨在保存文化,希冀借助文本形式传于后世。

将文本还原成活态的仪式:周代礼乐文明的第二次转换

既然《仪礼》是由活态礼仪转换而来,则后人研读《仪礼》,再将文本形态还原成活态的典礼仪式,实现第二次转换,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此方不负孔门师弟初衷。但是时移世易,社会生活方式不断变迁,后人通读《仪礼》已非易事,即使作为古文大家的韩愈,亦直言这部用先秦语汇书写的《仪礼》“难读”;周代尽人皆知的彝、簠、簋、觥、觯、斝、盉、匜等礼器,“行于今者盖寡”;某些仪式社会上已“无所用”;然则此书为何绝对不能废弃?因为“文王、周公之法制具在于是”,周礼的精神蕴含其中,儒家文化的根荄在其内。

后世有学者试图展现局部仪节而绘礼图,宋杨復《仪礼图》、清张惠言《仪礼图》堪称其中佼佼者。但毋庸讳言,两千年来的《仪礼》研究,包括成果卓然的乾嘉学者在内,几乎都沉溺于纯文本研究,有失孔子存礼的初衷。

礼学家沈文倬一生浸润于《仪礼》,是此道中最早的觉迷者,他批评清人礼图“画得太草率”,“比如宫室,只画几条或粗或细的线条,标明这是堂、这是房”。他进而说:“对于古代人生活情况的描述,光靠文字叙述是很难表达的,光靠‘实物’的照相或图片来表达,也是呆板而没有联系的”;他断然指出,《仪礼》研究“必须另辟蹊径”。并认为《仪礼》之学属于古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这“是历史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文本研究并非多余,但“只有把研究的结果,用连续性的图画来表达,那么房屋器物,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而人的活动——入门升堂,坐立饮食,都历历如在目前了”。沈文倬有清醒的将文本回归活态仪式的理念,故早在1951年便拟定了“《周代城市生活图》编绘计划”,将《仪礼》内容分为宫室、衣服、饮食、交通、冠昏、丧葬等十二门,计划每门绘图四十多帧,总共五百帧,希冀用连环画的形式,将《仪礼》还原为活态的典礼仪式,因始终找不到能合作的绘图者,只得抱憾作罢。其后,台湾学者在李济、孔德成先生主导下,对《仪礼·士昏礼》做了“实验性复原”,拍成黑白影片,走出二次转换的关键一步。可见两岸前辈学者对《仪礼》研究终须走活态复原之路的认识完全一致。

复原研究面临的挑战与解决之道

数十年过去,《仪礼》文本研究与考古发掘的新成果不断,亟待及时总结;多媒体技术的出现,远超连环画、黑白电影等表现手法,并广泛运用于文化传播;进一步推进《仪礼》研究第二次转换的条件日益成熟。2014年,我们提交的《〈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研究》课题,确定将《仪礼》的《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射礼》四篇作复原研究,被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仪礼》的纯文本研究与复原研究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有较大的选择性,不懂或不感兴趣的部分可以回避,或者含糊表述;复原研究不然,必须全过程、全方位展开,任何细节都必须直观展示,并给出学术说明,无一处可逃遁。压力可以转化为动力,激发我们更深入研读文献,并尽可能吸收考古学、古器物学、古建学、服饰学等学科成果。实践证明,若不做复原,文本的许多问题很难发现、许多是非无法判断,令人真正体会到“纸上得来终觉浅”“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道理,以下略举数例。

一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谬误。《士冠礼》中冠弁的形制,经、注、疏皆语焉不详,宋人聂崇义《新定三礼图》从后世帽子的御寒功用出发,绘作大圆筒形,由于研究成果以文本形式呈现,学界无人质疑。我们在复原时发现,如此形状之冠,除非簪子从脑门中间穿过去,否则无法戴在头上。《说文》:“冠,絭也,所以絭发。”段玉裁说冠的功用是“所以约束发”,并无御寒功用。再细读《士冠礼》,知古人将发髻挽好后,用冠将其罩住,用簪子横贯固定。冠之大小,以罩住发髻为限。我们由此发现聂氏大圆筒式之冠缪不可通,遂求得合理形制。

二是通过建筑物的实景复原判定学术纠纷。如《仪礼》寝庙大门的左右内外皆有塾,人称“一门四塾”,郑玄称之为堂,后世疏家遂附会出塾的形制如堂之说:塾内均有前堂、后室之分隔,张惠言《仪礼图》据此作图,学界均视为定式。甚至还有将四塾外侧都添加木板墙、门、台阶的。然《仪礼》并无在门塾行礼的记载,故塾有堂室之说大可怀疑。我们发现陕西岐山凤雏与凤翔云塘两处周代建筑基址的塾都很小,宽4米、深3米。我们按照实有尺寸复原后发现,如此狭小之地,绝无可能分隔为前堂、后室。

三是通过仪节复原判断是非。周代士的院落之北,皆有高出地面的夯土台基,上有“五架”屋顶覆盖,郑玄注:“正中曰栋,次曰楣,前曰庪。”正中的屋脊成为栋,栋南北两坡依次为楣与庪,庪接近屋檐,楣在栋与庪之间。台基之北有房与室,其南墙在后楣的正下方,房室以南、东西序之间的地方称为“堂”,但经史对堂的确切范围有分歧。贾公彦说“堂廉北至房室之壁”,廉是台基南端的边沿;郑玄说“中以南谓之堂”,指中脊以南的部分;黄以周认为是指中以南至庪,不包括庪下至堂廉的部分。三位都是著名经师,却各执一端,莫衷一是。我们通过复原研究,发现在许多仪节中,有司上堂递物,走上最后一级台阶后立定,不再往前,即“尽阶不升堂”,说明堂廉与庪下之间的地带确实不属于堂,足见黄以周精审过人,不愧为大师。这一地带亦是乐工坐下演奏的地方,我们与古建专家沟通后,将这一地带加宽为70厘米,俾便乐工与相者并行通过,与文意切合。

四是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乡射礼》的人物有七十余位,角色各异,位置变动不居,做纯文本研究不易把握。我们在深入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绘制了六百帧礼图,再在地上用白线画出宫室格局,真人反复演练。以此为基础,用软件制作动图,构拟三维空间,并将历代礼家的注释纳入其中,建立全方位的数据库,然后做“兵棋推演”,逐段与文献对比,在宏观与细节的统筹之中进行辨析、折中、裁断,由此发现并纠正不少问题,创获甚多。

《仪礼》复原的现代意义

《仪礼》是轴心时代的元典,所记成人礼、婚礼、丧礼、祭礼、射礼、外交礼等,举世罕见,学术价值不容小觑。复原《仪礼》,使今人能目睹近三千年前的周代社会生活,其文化影响将日益彰显。试以《乡射礼》为例。国际奥委会下属的“国际射箭联合会”章程称,世界最早的射箭比赛乃英国贵族在公元16世纪发明。而《乡射礼》证明,至迟在公元前8世纪,中国人便已发明以修身进德为主旨的“文射”,不仅有严格的比赛规程,而且富于人文内涵,故日、韩称之为“弓道”。国际射箭联合会得知后,曾多次将我们拍摄的《乡射礼》在赛场上播出,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

《仪礼》复原对解读中国文化亦有重要作用。清末民初,满清贵族端方收藏一套成组的周代青铜礼器,轰动一时,这套铜器后流入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辟有专室陈列。可惜大多数观众既不知其用处,更不知其价值,稍看两眼即转身离开。近年,馆方从我们的《乡射礼》片子中节选六分钟,在展厅的环幕循环播放,观众看后恍然大悟:原来是近三千年前的周代礼器!

《仪礼》的两次转换,周代礼乐文明从“脱水”“保鲜”、到二十一世纪的“复活”,意义重大。由于复原,我们解决了不少疑问,也发现了许多前人未曾提出的难题,如《乡射礼》竖立箭靶的东西支柱,左右斜插,上宽下窄,违反力学原理,如何固定?再如,报靶用的“旌”高达4.58米,重心过高,如何举起后左右摇动?如此等等,时时拨动着我们探索的心弦,激发起更强烈的研究欲望。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仪礼》复原研究之路已经开通,多方积累的经验正在汇聚,我们信心倍增,誓将“咬定青山不放松”,做出更多成果,形成全新局面。

(作者:彭林,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研究”首席专家,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人文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黄慧敏